文/徐元宫 周俊余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等场合高度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明确表示喜欢邓小平，认为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89年11月7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对邓小平为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作出高度评价，称赞邓小平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之后的第七天，即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中高度评价邓小平“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以及毕生致力于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卓越政治家和外交家，邓小平在国际社会上也享有崇高威望。1979年1月上旬，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该刊1979年第1期序言指出：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1988年，美国《世界报》月刊5月号评选邓小平为1978年至1988年十年风云人物，称赞邓小平是“最代表时代精神的社会人士”。该刊在发表这一消息的文章中指出：邓小平的革命“可能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变成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大的国家”。年轻时曾跟苏俄做生意并受到列宁接见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则将邓小平与列宁相提并论，认为“列宁拯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拯救了中国”。
然而，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邓小平，却始终不渝地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杰出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虽然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始终虚怀若谷、谦逊随和。1954年2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就曾指出，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
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会见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当客人高度评价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面所起的作用时，他谦虚地回应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但个人作用的发挥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反映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要求。”
1985年10月23日，在回答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普拉格提出的“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来怀念你？”这一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1987年11月16日上午，在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介绍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
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又一次强调指出，“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报告第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要写得合乎实际”。
正是因为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我不做工作，不参与工作，中国的现行政策照样顺利地进行。这就直接回答了国际上的担心：邓某人不在了，中国是否会变？其实，中国的政策并不是我一个人提出的，中国的现行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广泛支持，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干部和群众都要求改革”。“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如果哪一天有人想改变这个政策，人们不会支持他，他就会被打倒。所以说，既然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也是中国的希望，谁也改变不了，下个世纪也会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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